如果把我退休之后的从事科研时间算进去的话，我到科学院测地所快五十八年了，此间与院校交往也较多，积五十八年之经验体会，深知在科研部门除了构造一个必要的物质环境（园区、房舍、仪器设备）外，构建一个融洽的人文环境（学术传统、治学态度、学风）、特别是营造一个和谐、宽容的氛围是多么重要！所谓和谐就是在人际关系上要以人为友、和睦相处，愉快协调地工作；所谓宽容就是为人要心胸开阔、宽宏大度，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你看：一位外国友人，他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蒲慕明教授，所说的话可能言之过重，但他经过多年思考得出如下忠言：“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人文因素”（见2005年11月8日<科学时报>B1版）。下面谈谈我这方面的一些感触和体会，我想这也是对路院长在今年新春茶话会与老同志讲话的一种响应。“希望能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得到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见科学时报2010年2月10日A1版)。

1 、在宽容的氛围里我考上大学
　 1952年秋，我转业到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时值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组里积极参加了治准（河）治黄（河）和全国重力测量任务，在这工作相当繁忙的时刻，主任方俊教授仍关心我们几个只读过几年中学的练习生的培养，为此，先是送我们到中科院南京办事处学习高中数学、物理，后来还指定专人给我们讲普通测量、重力测量等课程。从1954年起我们就陆续参加野外重力测量工作，我则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当时得到了张善言先生和骆鸣津同志的热忱帮助。方教授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在1955年下半年，他曾在会上讲过，要把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派送到大学里去深造,听到这话之后我非常激动，并积极准备。1956年4月正值我们在西安开展重力测量时，所里发来电报，要我返宁参加高考复习。两个多月后我和天文组的孙永庠同志，终于没有辜负上级的期望，如愿地通过了考试，并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而我们报考的唯一志愿是天文大地系，并立下了非天文大地专业不读（当时国家正急需这个专业）的决心，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到科学院后参加学习和工作和受教育的结果。记得当我第一天赶考时，为了使我更沉着地应对考试，放松地进入考场，许厚泽同志还专门送我一段路程，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互让得和谐、己严得宽容　
　 1980年在我入党后，思想上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并立下做人的目是：对己以严，待人以诚，谋事以公；也常得到当时所领导的肯定和鼓励，据说方老曾对别人讲，张赤军和杨怀冰在我面前从未提过要照顾个人的事情。1998年初我在北京遇到了车祸，伤势严重，所领导对此非常关心，并派党办的边主任前去慰问，我则利用治疗期间约见一些同专业的一些朋友，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重力事业和上抛式绝对重力仪研制等问题。领导的关怀、同志们的温暖关心和谦让，使我一直牢记在心。有件事使我很受感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长江三峡前期的一个课题论证中，我和蒋福珍同志都是副研究员，又是该课题的负责人，论贡献两人都差不多，后来她被《院三峡办》评为中科院一等奖，但蒋福珍同志得知此事后，主动向所里反映并要求更换为我的名字，我也随即请求所里（当时己决定给我）不要更换，我还将该意见直接反映给《院三峡办》。这在面临着所里即将提升研究员的关键时刻，对我们两人都是个考验，所高兴的是我们两人都经受住这一考验，尽管最终我没有获奖，但至今仍不后悔。
　 在退休后我除了搞了一些业务外，不少时间花在身体锻炼上，一天下午下班时，在我打完乒乓球的回家路上，脸上还是汗淋淋的，其时北风呼嚎，王勇副所长见状后关切地对我说：“小心着凉，还提醒我运动不宜过度，记住啊！前些时杨家骏同志就是这样倒下去的！”这一席话使我从内心里感到领导的关怀和温暖。不是吗？人在很兴奋或固执时往往会忘乎所以，也会出问题的。

3、党的正确路线是构建和谐与宽容的力量源泉
　 党的教育让我始终坚持把个人前途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联，也使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注意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例如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能站稳脚跟，并在同事和研究生中做了一些工作。为关心所里事情，能与人为善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或建议，有些还被采纳。当今在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的变化的时候，党中央及时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优患意识”，我想自己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颌会，不断提高觉悟。并认为：在我们大步向前发展并与各国和谐相处的时候，一定还有个别国家和人物，他们或忘我之心未死或嫉妒之心尚存，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干好白己的工作，要为增强国力添砖加瓦。自退休以来，我仍坚持时事政治学习，也常思考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也为单位或个人出过主意，或提些建议，如此以尽兴所兴国之责。
　  实践证明：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为我们今天讨论和谐、宽容问题提供了基础和保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科研部门的学风就可以得到端正，科研人员之间关系就能够趋于和谐和宽容。这就要求我们在钻研业务的同时，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认识，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攀登，把报效国家、服务人民放在心上，而对个人则应淡泊名利，搞好团结，力争做到与世无争。

4、待人以诚、与人为善是实现和谐与宽容的自我追求
　  回顾过去虽有进步，但当时由于思想上的不够成熟及其它如方法态度不好，也做了一些傻事或错事，说过一些错话，但我总认为只要与人为善，以心换心，迟早都会得到别人谅解，经过自己碰壁和别人帮助之后，我一方面在办事和说话方式态度上有所改进，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好提意见、好管“闲事”的习惯。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其它同志建议开展成都—拉萨相对重力联测，以监测青藏高原隆起；1993年建议所里购买绝对重力仪，以便建立国家重力基点；2005年建议大家学习全国劳模吴仁保同志等等都得到所里许多同志的支特。平时还注意帮别人提供信息和参考文献，有一次我利用出差北京的空隙，一天跑了三个图书馆，终于为别人找到一篇迫切需要的文献。在家庭生活中也要奉行和谐与宽容的原则，对人和事也要互相尊重、互相商量、互相沟通。我想家庭的和睦甚为重要，如果一个人连家里的人都相处不好，那么在工作中和社会上与别人相处那就更难的了。我的老伴是一个跟别人一起干活时深怕别人吃亏的人，多年来她在家庭生活中勇挑重担，承担了好多家务，如买菜、烧饭、洗衣、带小孙子等，有时我则在旁帮点忙以示对她尊重。正是多年来在她过多的劳动和帮助下，我才得以完成了工作任务，所以从内心讲，我在科研中能取得到的一些成绩和奖励（包括近年来参加海工大一课题并于2009年获总参谋部科技二等奖在内），真的有她的一半。同样对待晚辈们也要注意互相尊重，他们年轻人思想开放、掌握新东西较快，例如在操作电脑和手机方面，我则向他们请教。只要我们态度谦虚诚恳，就能得到他们耐心的帮助。总之对家人如此，对外人也是一样，只要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终会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

5、令人担忧的一些不和谐不宽容之处时有发生 
这些事例的多半是亲耳所听或亲目所睹(包括报纸)，不久前获沃尔夫大奖的得主丘成桐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谈到：“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看着我们有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不求上进，使人伤感。------让我们忘记名利追求，忘记人与人的纠纷，校与校间的竞争” (见2010年2月3日科學时报A3版)。范良藻在试答钱学森之问中谈到：“------和当今物溢横流，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实相比，真令人疾首痛心”。(见2010年2月23日科學时报A3版)。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深深地体会到营造一个博学宽容人文环境的重要性。当然在个别奖项中也出现过由于两位获奖者名字排列的先后，相互搞得不和、伤了感情的事例。本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其中有位同志，因几年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一篇高质量文章的排名先后发生争执，并将此事通到党委，党委书记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并经过调查研究和个别交谈，最终的结果名次仍然不变，并得到大家公认，从而使这一争执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我常听人议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同行们相处得很和睦的不是很多，还有不少同志在攻克难关时还此较团结，但到评职称、获奖时较容易出现矛盾，我认为怎么化解上述矛盾，倒是当事人和有关领导值得重视的事。

  6、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学术自由争论是解决不和谐不宽容的最佳法宝
　 在一个团队或课题组内若是碰到不和谐或不宽容的事，队长或组长首先要发扬民主、，坚持调查研究，弄清思想，采取交谈、沟通、引导、说服等方式，最终达到在思想上能明辨是非和相互间团结和谐的目的；如果问题迁涉到负责人自己，则应虚心听取意见，勇于自我批评，和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切不可压制批评，乃至打击报复。我认为在做人方面要讲原则，在做学问方面也要讲原则，众所周知，在物体（包括地球）之外的一点的引力位能满足Laplace方程而 “Laplace方程的解完全取决于边界上的值，这样的事实既有利也有弊。说它有利，是因为一旦找到满足一定边界条件的解，就无必要考虑它是否具有一般性。但按此理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完全不同的质量分布能够在空间区域内产生相同的位场。结果又造成解释上的不确定性，这是所有在地表的与场所具有的特征，同时也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地震学测量相区别”。(引自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G.D.Garland 1971年出版的<地球物理学引论>书中)。在这之后我国还有少数专家，竟然发表了与上述相悖的理论，为了使之不会贻误后人，我们也在《中国科学》上也发表了不同意<统一引力表示理论>的观点(见《中国科学》D辑39(4)443-447)。我还认为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尊重权威，也要敢于质疑，例如有权威认为正高（海拔高）无法精确求得，而我们在完成国家基金课题——《精确测定山区正高的研究》中，在顾及了正常高（易求）与正高之间的一次项、二次项改正后，就有可能精测定山区的正高，此法己在珠峰高程计中得到引用。

以上是我的切身体会、心得和追求，书之以共勉，最后用两句话作为结语：
  营造一个和谐宽容的学术氛围是我的最大希望，让和谐宽容之花在中科院测地所盛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