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 钱伟长同志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提出的非线型偏微分方程，被国际誉为“钱氏摄动法”。他是力学家，被海外媒体誉为力学之父。同时，他又是教育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巨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辑录了《钱伟长文章和谈话摘登》，本报特编发摘登部分内容，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等——编者注）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我们的祖先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今日全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年第61期
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1951年第61期
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钱伟长《笃学重教自良师》（1994年），《光明日报》1994年9月8日
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叶企孙，著名物理学家、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编者注）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备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8-209页
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9页
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其实我出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我是想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怀念钱穆先叔》（2000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83页
从大处而言，一个民族若失去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时，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要以为我们有12亿人民，就可以永远地站立起来了，事情绝非如此。……所以不要以为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就永远地有出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谈大学生的学习》（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32-133页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知道，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的尊严，更不会有一个民族中个人的一切。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逃到何方？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 年4 月30 日
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力学，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好力学，国家需要，我就上了讲台。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
——钱伟长《身体力行克尽厥责》，《科技日报》1995年6月15日
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 10 期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36-137，140页
在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像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
我们有没有资产阶级意识？我说有。我们现在的确要考虑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但要有古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像张骞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好样的，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2卷第1期
科学家自身要坚持高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要追求科学真理，但是更要爱国、热爱中华民族，也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从事研究，也要讲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科学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科学家做研究也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二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懂一点哲学。哲学很重要，很多学问做深了，都会碰到哲学问题。数学是这样，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一定要研究一点哲学，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很难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三是要锐意创新。我认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创新，革新某个学科的根本思想；二是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三是开拓已有思想和方法的新应用领域。不管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努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钱伟长《科学基金对繁荣科学至关重要》，《科学时报》2006年5月25日
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经过激烈的争论，（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编者注）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因为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体会到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中建言有纳，议政有途，大有可为。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 10 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 年4 月30 日
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
——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科研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就提出拆除“四垛墙”。这“四垛墙”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钱伟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现代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将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4-205页
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4页
我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学科交割界即将会消除，它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钱伟长《学科的融合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光明日报》1998年6月16日
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
——钱伟长《中、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1986年），《群言》1986年第3期
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能爬的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
——《和青年朋友们谈学习问题》（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33页
大学教育的思想必须改变，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希望学生毕业后在某一专业范围内什么都懂，如果照这种思想，读八年大学也不够，学校主要教会学生自学能力，将来边学边工作，工作到老学到老。
——《科技新发展对今后各方面的影响》（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
专业人员历史知识没有，地理知识没有，很危险哪！
——《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30-231页
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2-203页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搞了重点中小学校或重点班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使命就应该完成了。若再搞下去，危害性就会越来越大。
——钱伟长《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应该取消》，《光明日报》1984年7月31日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