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首届“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2009年“中科院第四届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些荣誉都和李新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李新荣的名字非同凡响，是因为他担任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的站长。

沙坡头站以“草方格”治沙闻名于世。一块块组成的“草方格”，那貌似纤弱的麦草布阵联营，竟然成功地阻止了桀骜不驯的腾格里沙漠的入侵，充分显示了草根的强大力量；也正是这一块块组成的“草方格”，将李新荣留在了沙坡头站，抵御了外界种种的诱惑，在这里牢牢扎根并且一呆就是十几年。

从毛乌素回北京的灰头土脸

李新荣本身就是草根。他的老家在甘肃农村，西北林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到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工作、读硕士。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后，两国互换研究生，当时的国家教委在中科院选派24个人，李新荣正在上硕士2年级，也被派遣到苏联读研究生。

经过了莫斯科大学严谨的科研文化熏陶后，李新荣学成回国，到中科院北京植物所做博士后。“我联系的导师是张新时院士，张老师虽然是著名的生态学家，但平易近人，当时他是研究所所长，还亲自在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里做科研。”

当时毛乌素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很差，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平房中。4个博士2个博士后，4个人一间平房，晚上夜深人静时，都能听得见矿工在地下采煤的咚咚声，“在调查样地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早出晚归，才吃一早和一晚的两顿饭。有次在野外干完活了，却没有车回到驻地，大家虽然身上也带着钱，但饿得饥肠如辘轳直打转，只好爬到树上捋榆钱儿充饥。”李新荣平静地对记者讲述这一切。

那年冬天，李新荣在站里的工作暂告一段落，要和另外一个博士生从毛乌素回北京。李新荣说：“我们身上背着土样，怀里抱着一大捆的葡萄苗，找了辆当地的煤车，把我们拉到包头准备上火车。我俩浑身上下灰头土脸，还要买卧铺的车票，见到的人都不由取笑我俩说：一看就像是只会蹭票的‘盲流’，这样的人出门还能坐软卧？但是因为春运铁路运输繁忙，我们要赶时间，还真的只好坐了卧铺。”

从草原到荒漠，从黄土到沙漠，鄂尔多斯高原是一个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李新荣的博士后出站题目，选择了《鄂尔多斯灌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因为张老师富有洞察力的指导，使得我在这里两年的科研没有走弯路，也坚定了毕生从事沙漠研究的志向”。

以前出野外路况很差，鄂尔多斯所有的旗都跑下来，一圈就要花半个月，张新时带领的团队，工作十分勤奋刻苦，白天在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每天晚上还要灯火通明地加班。李新荣说：“在同一个团队里，两个勤快的人加上一个懒人，这个懒人即便想偷懒都不成。我跟着张新时老师受益匪浅。现在我带领的沙坡头团队，也秉承了张新时老师当年带领团队的优良传统，以工作勤奋出名。”

听到沙坡头漫天风沙的召唤

1997年李新荣博士后出站，中科院北京植物所不仅要留他，还承诺给他分房子，“别人是削尖脑袋都要往北京跑，我却想回到兰州来。因为兰州沙漠研究所不仅离自己的老家近，该所的沙坡头研究站名声也很大”。

北京植物所给他的职称是副研，但在兰州沙漠所他却只有助理研究员待遇，当时他的工资只有360元，房租却要111元，只剩下200多元。好多人劝李新荣：即便不在北京植物所工作，还不赶快借博士后出站的机会，在北京找一个其他单位。但李新荣对沙坡头却充满了感情，他说：这里和毛乌素的工作类似，长期出野外，更能让我心胸开阔，心情愉快。

在李新荣的内心，对沙坡头有很深的情结。

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正式通车，这一横贯中国西北的交通大动脉，仅从中卫县境内穿越腾格里沙漠的路段，就长达55公里，创造性地使用“以固为主，固阻结合”的固沙原理，以1平方米的草方格和栽植旱生灌木锁住了黄龙，确保了包兰铁路50年来在沙漠中畅通无阻。

“198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首开先河，把沙坡头扎麦草方格的技术介绍给了世界。”李新荣自豪地告诉记者，“后来，南非、沙特、埃及等国家，都纷纷采用了这项独特的治沙技术。”

或许是前辈的荣誉，或许是肩负的责任，沙坡头在冥冥之中的召唤，使李新荣毫不犹豫地来到这里挑起重担，而且在这里一呆下来就是十年多。

“刚去沙坡头站的时候，我肩上的压力也很大，老前辈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如第一任的站长李鸣冈，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一共做了16张明信片，沙坡头站就是其中之一。”李新荣介绍说，“那时沙坡头站虽然名声很大，但工作条件并不是太好，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我去的时候，除了继续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还想加强基础研究。况且，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吃老祖宗的饭，前人栽树，后人遮荫，现在我们也要栽树，给后人留下一片荫凉。重新对沙坡头的学科发展定位，我们要作出自己新的成绩。”

1999年11月，李新荣去澳大利亚进修，在阿德雷得联邦科工组织水土研究所，接待他的Rob Fitzpatrick教授问：“你研究荒漠里面的什么？”李新荣回答：“主要是研究水土和植物。”Rob教授又问：“荒漠里有土壤结皮，你知道这个现象吗？”这是李新荣第一次听说土壤结皮，马上穷追不舍地刨根问底。Rob随即给李新荣介绍了另一位教授Ken。

Ken教授是国际上土壤结皮研究的权威之一，李新荣经常到他的办公室里探讨，他给了李新荣很多相关的论文资料，李新荣在充分消化之后，回国之后，用汉语写了国内第一篇综述文章。

李新荣模拟了沙漠里的降水截留等问题，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Ken教授看了之后觉得文章很好，只是字句上还有些问题，英语的应用比较半生不熟，帮他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论文发表在德国的一本专业杂志上。这也是李新荣的第二篇SCI文章。

“我和Rob及Ken教授的交往，纯粹是科学家之间友谊的奇缘。”李新荣说，“现在，我们沙坡头站已经成为国际土壤结皮研究的一个中心，我本人也成长为土壤结皮的一位专家。”

科学国家队在地方的“大使馆”

李新荣对本报记者开玩笑地说：竺可桢先生是位“风水专家”，50多年前他对沙坡头站的选址，背靠沙丘，面对黄河，堪称一绝。虽然在这里的工作比较艰苦，但生活在黄河的拐弯处，起码用水很方便。

李新荣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团队的文化建设很重要。为此，我要感谢学生和同事的全力相助。“野外台站的工作作风和西北风一样，凛冽而又粗犷，但科研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还要在大协作中强调细腻的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2005年视察沙坡头站期间，将该站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称为“沙坡头精神”。

“沙坡头站是国家研究站，设有开放基金，无论国内的哪一个科研单位，都可以申请来我们这里做科研。”李新荣介绍说，“我们这里提供的水、土、气、生数据，就是要让大家都来共享，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向全社会开放。”

目前，李新荣承担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课题，他的研究方向是干旱沙区植被—土壤系统修复的生态水文学基础，他也是中科院少数几位获“杰青”的野外站站长。

李新荣的科研工作除了在沙坡头外，他也很注重成果的辐射。如甘肃的金昌，镍金属在开采之后，尾矿重金属的土壤污染严重，产生了很多生态问题。2007年，李新荣应邀帮助当地政府，做了老尾矿的植物生态修复设计，受到了地方和企业的好评。他们也将干旱区矿区生态恢复作为研究站的一个新方向，并与地方签约长期合作。

“鄂尔多斯市林业局消息灵通，邀请我帮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那里作为国家的能源基地发展很快，想搞一个高科技灌木生态园，把全球干旱区的一些灌木物种搜集到园里，同时展示防沙治沙成就。”李新荣说，“沙坡头也有生物多样性基地，共有330多个荒漠灌木物种，我想完全可以将此经验移植或嫁接过去再加上新的设计理念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就答应了与他们开展合作。”

2009年3月，李新荣承担的“鄂尔多斯高科技沙生植物生态园”规划设计项目，在鄂尔多斯市林业局通过以张新时院士为首的专家组验收。

李新荣常说：“我们从事野外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实验室的科学家有所不同，论文不仅要发表在杂志上，而且还要写在广袤的大地上。”李新荣和他领导的团队的工作，确实得到了地方的充分认可。

“要在地方开展工作，就必须为地方作出实际的贡献，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沙坡头研究站，就是国家科技队在地方的一个‘大使馆’，从有求必应到主动服务我们也实现了角色的转变。”李新荣笑着对本报记者说，“地方老百姓是‘草根’，我本人也是‘草根’。‘草根’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是我国野外科学工作最大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