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几个年轻人愿意老老实实地搞科研了。”一见到记者，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岭就忍不住发起牢骚。他主持了一个3000万元科研经费的国家科技专项，本想让自己的几个研究生毕业后回实验室工作，谁知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一问原因，学生的答案是：“搞科研就要做冷板凳，怕自己坐不住，也挣不了多少钱。”学生最后的去向不是考公务员，就是去事业单位或国企。

 

“感觉在他们心目中，现在耐心搞科研没有前途。”刘玉岭认为，这肯定受整个科研大环境影响，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科研人员价值观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记者在两会采访期间发现，有过类似遭遇的不止刘玉岭一人。

 

科研理想的现实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王志新从开始从事科研工作的第一天，就已经立志把此当做终生追求。“可现实状况是怎样的呢？看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忙啥就知道了：发论文、跑项目、报奖项、评职称……不忙这些？我想，但做不到。”说起当前科研人员的现实困境，王志新叹了一口气，“就说跑项目吧。我们科研人员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手头没什么科研资源，与项目立项、评审、拨款等相关资源和权力都掌握在管理部门。不跑，就可能面临没研究工作可做；跑了吧，审批手续多，写申请材料、课题验收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后留给专业研究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我现在每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研究专业问题。不跑行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地质师茹克委员对此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大多数科研人员热爱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科学理想和追求。“现在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越来越少，但科技评奖是越来越多。评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在太多太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扭曲了部分人的科研追求。”

 

“现在大多数科技奖励都变味了。”他认为，调级别、涨工资、评先进等关乎科研人员切身利益都和科技奖励的等级、数量挂钩。导致部分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把跑项目、搞鉴定、报奖励当成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慢慢尝到甜头后，反而没有心思静下心来踏实地做研究工作，时间一长，无形中助长了科技工作者心浮气躁、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最后离真正的科研工作越来越远。

 

“学术造假”背后的价值取向

 

“老老实实做科研出不了成果，投机取巧反而获得了大量所谓的成果。”这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忠贤委员眼中科技界的“怪现象”之一。在他看来，在当前不良科研学风的影响下，相比于坐冷板凳搞科研的旧观念，现在论文剽窃、抄袭等学术造假行为已成为某些科研人员获取科研成果乃至其他利益的“学术捷径”。

 

赵忠贤告诉记者，甚至有个别科研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其说他们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有如此多的所谓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科研发明、医药技术问世，却没有一次在本土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

 

对此，邬贺铨委员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诚信建设还刚刚起步，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做假所带来的丰厚的收益。当诚信得不到奖励，而虚假得不到惩罚时，造假自然就会形成风气，这股风气也影响了科技界，具体而言就是踏实搞科研的人少了，通过学术造假等“捷径”短期内获取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03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徐中信委员对此深感认同，同时他认为这种扭曲的科研价值取向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不容忽视。他以李连生撤奖事件为例：“校方不揭发李连生造假行为，无非是为了维护学校的一己之利：可以凭借获奖争取更多的项目经费，扩大学校的知名度等等。归根结底，这都是背后利益驱动的结果。”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邬贺铨认为，当普通科研人员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遭遇”碰撞时，他们就面临着自己内心对科研价值观的选择：是脚踏实地求真探索还是随波逐流？

 

“现在部分科研人员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不能把原因笼统归结于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我认为科学家自身的价值选择和自我约束非常重要。”邬贺铨认为，“除了要出台相关遏制各种学术投机、腐败行为之外，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科研人员的科学道德教育，培养学术诚信意识，使科技工作者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利益的时候，能做到自律。”

 

对此，中国科协副主席齐让委员有着相同的看法。“针对学术腐败，从严处置，提高不端行为的成本，也并非治本之策，我认为诚信和自律是最好的办法。在这方面，科学共同体更要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帮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树立严谨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据他介绍，中国科协在2007年1月16日通过《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2008年11月发布了一份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公开倡议书，目的即是要呼吁科研人员做到自律，旗帜鲜明地抵制败坏学术风气行为，坚守自己内心那份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