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杰尔（Richard N. Zare）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研究领域物理化学。原美国科学理事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伦敦皇家协会外籍院士、瑞典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从高速铁路到超级电脑，令人惊叹。根据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的统计数据（http://sciencewatch.com/dr/cou/2010/10decALL），目前中国在同行评议文献上所发表科技论文数目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德国、英国，论文被引用频次也位居世界第七。这样的成就基本上都是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取得的，而且这种对基础科学的经费支持近几年来在以每年20%的增长速度递增。这种经费投入的增长率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无疑，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科学巨人，其发展速度羡煞世人。
一年多来，我有幸被授权主持一个国际评估委员会（IEC），评估过去25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的工作。NSFC的职能类似于德国科学基金会 (DFG)和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中国高等院校基础科学研究的最主要资金来源。IEC的任务是评价NSFC过去的执行情况，并为其今后的政策制定提出方向性的建议。IEC由众多经验极其丰富的专家组成，这使得评估工作变得容易了许多。特别是两位副主席恩斯特·路德维格·温耐克（Ernst-Ludwig Winnacker）教授和韩启德教授，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功不可没。温耐克教授在1998年—2006年间曾任德国DFG主席，2007年—2009年任欧洲研究理事会秘书长，现为人类前沿科学项目组织秘书长。韩启德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家、院长，他还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主席。今年6月，我们递交了最终的委员会报告，目前正在等待报告的出版和公布于众。我当然很想告诉你们报告的内容，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中国的发展速度羡煞世人
对我而言，一个政府邀请国际小组来调查并严格地评判他的资助部门的运作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更不平常的也许是在一年多的评估时间里我们得到了NSFC的全力配合。虽然我们的评估委员会里有几位中国成员，但我们仍能对千万份中国科学家的问卷做出自己独立的研究。同时，IEC也和一些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这些事实表明了中国政府强烈地希望NSFC的运行能最大限度地从国际上给予的最好的建议中受益。“中国制造”的标识随处可见。很显然，中国政府将来也希望看到“中国发现”和“中国发明”的标识成为主导。在中国，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西方的很多政治家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令我惊讶的是，有不少美国科学家问我，我的行为是否有些叛逆。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正在与中国争夺经济霸权，难道我没有意识到，我对中国的任何帮助都是在挖我自己国家以及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墙角？我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近日，这种反对帮助中国的态度导致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即削减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50%的预算，因为OSTP被指未能严格地限制与中国的关系。
希望IEC的评价与建议能够对NSFC有所帮助。难道他们的收获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损失吗？我们西方国家倡导的更好的世界是那种削弱与中国关系的世界还是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世界呢？我十分确信后者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别无选择。
我反对那种认为科学就是零和博弈的观点。在零和博弈里，例如象棋和跳棋，有赢家就必有输家。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智慧去认知科学进展，并具有先进的技术基础将新的科学进展运用到实践中，那么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取得的科学进展都会带来全球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不需要在每一个学科都得第一才能受益于进步。其他很多因素，从企业家精神到劳动者素质，都能把其他国家创造的科学进展转变为自己社会的进步。
科学事业确实是国际性的，我们通过共享学到的东西而受益。尽管和乞丐分享你的食物会让你自己的食物变少，但是，与人分享知识反而往往会使得交流双方更加充实。事实上，这正是教学的隐性收益之一——老师也从教中学到东西。
科学交流是一条双向互惠的渠道。中国的科学研究进展发表在非常有影响的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已经从这种开放中受益。我只想给出诸多可能例证中的两个——大连物化所的杨学明教授、张东辉教授及其合作者对基元化学反应的量子本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任斌教授、田中群教授及其合作者运用针尖增强拉曼光谱揭示了单分子结在不同导电状态下的分子结构。
我们希望与中国成为盟友，而非敌人
人类面临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饥饿、流行病等等，因此需要全球的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
但这还不是提倡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合作的唯一原因。科学，从本质上说，需要勤思好问的态度来挑战我们以为已知的事物和现象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程度。让人们从事这项活动能造就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目前，中国在西方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特别是在美国。西方国家和中国越来越相互依赖。我相信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而非敌人。仅仅四十年前，人们在中国绝不敢想象会愿意或者看重与西方的联系。而今天，这种联系已成为中国乃至西方国家经济中的关键部分。
最后，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总有盛衰沉浮，消除政治障碍的关键就是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互信。有鉴于此，建立牢固的科学纽带便是很好的外交。
（译自《应用化学》）
(科技日报)
